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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7000年前，福州就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渔猎活动，并开始饲养畜类和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福州原始文化。
本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历次考古调查和发掘，福建省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以百计，出土了大批遗物，其中以平潭壳丘头、闽侯昙石山等遗存最为丰富，并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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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壳头文化遗址全景 |
壳丘头遗址 位于平潭县平原乡南垄村，是福建省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590～7450年。它代表着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遗址地处山麓坡地，东距大海约3公里，北距大海不及1公里，是背风向阳的好地方，很适宜远古人类居住。遗址散布范围约3000平方米。1985年福建省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1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片标本。其中石器打磨兼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成型工艺以手制为主，兼有局部的轮制技术。陶器表面的装饰，具有加固陶和增添美观的效果，多出现在夹砂陶器上，泥质陶则多为素面。装饰方法，分为拍印、压印、刻划、戳点几种。烧成的陶器，依用途划分，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两类。生活用具数量较多，品种有釜、支脚、罐、瓮、壶、豆、盆、盘、碗；生产工具数量较少，品种为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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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昙石山文化遗址 |
昙石山文化遗址 位于闽侯县荆溪镇昙石村，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一，距今4000～5500年，是一座高出江面20米长形山岗。这个文化遗址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几乎是由当时人们丢弃的蛤蜊壳、贝壳、螺壳堆积起来的，有的地方厚3米左右，所以又称“贝丘遗址”。由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考古学上将它命名为“昙石山文化”。该遗址自1954年以来，经过福建省考古队八次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上、中、下三层的地层叠压关系。中、下层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上层较复杂，包含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堆积。出土文物千余件，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以及猪、狗、牛、虎、象、熊、鹿等兽骨。其中石器以小型石锛为主，还有石镰、石斧、石刀、石镞、石钺等。
根据对昙石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包含物的演变规律的科学分析，昙石山文化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陶系以红陶为主，灰陶较少，胎质以细砂和夹砂陶占多数。其中细陶已出现磨光现象。陶器素面居多，工艺以手制为主。器形常见圜底器和圈足器，品种有釜、壶、罐、碗、豆、簋等日用饮食盛贮器皿。
中期陶系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黄陶、红陶较少。胎质以夹砂居多，泥质较少。泥质陶表面流行磨光，装饰纹饰多样。成型工艺手轮兼用，轮制技术比前期较普遍应用。器形仍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出现少量的三足器。品种有釜、豆、簋、碗、罐、壶、杯、鼎、等生活饮食器皿，陶纺轮、网坠、陶拍等生产工具。
晚器陶系以橙黄陶、彩绘陶和黑衣陶为特色。胎质仍见夹砂和泥质两类,装饰较以前丰富。轮制工艺较以前进一步发达，能够制作较大型的器物。器形仍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出现平底器，三足器仍较少，品种有釜、豆、簋、碗、钵、罐、壶、杯、盆等饮食生活器皿，陶纺轮生产工具。
从考古类型观察，前后三期具有一脉相承的沿袭关系。陶器烧成与制作工艺逐渐发达，装饰纹样逐渐丰富，器形的演变嬗递显著。通过发掘的烧陶的窑基、取暖的火塘、房屋的残基和墓穴等，可以证实昙石山人在闽江下游，两岸临水合群而居，其社会活动以渔猎为主。已经过上定居的生活，有了原始的小村落。
黄土崙遗址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青铜生产工具用于农耕，提高了开发土地的能力。但福州青铜不发达，出土的青铜数量并不多，青铜农具尤少，这说明福州青铜器未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制陶业、纺织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新兴的手工业：青铜铸造业和造船业。
黄土崙遗址，位于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鸿尾中学校园内，是一处较典型的青铜时代遗址，是相当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的土著文化。该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自1974年以来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近200件。陶器以泥质灰色硬陶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红色细砂陶。装饰工艺应用拍印、刻划、锥刺、堆塑四种方法。成型工艺以轮制为主。器型以圜底器和圈足器并重，也有少量平底器，品种有豆、杯、罐、壶、尊、盂、勺、钵、釜、簋和虎子形器、垒形器等生活器皿，还有少量的纺轮、网坠等生产工具。黄土嵛陶器中，仿青铜礼器造型和装饰占据较大的比重，是一处深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而又独具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化遗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黄土崙印纹陶文化层中采集的木炭进行“碳14”测定，确证它是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遗物。从而可以推断，当时的福州地区已经随着中原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
古闽族 福州先民——“闽人”是当时的土著居民。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闽，为东南越蛇种。”因为这里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所以他们就以蛇作为图腾崇拜。他们生活在闽江流域和沿海一带，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农业活动。古闽人也是百越的一支，善于造舟和用舟。《淮南子》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汉书·严助传》载：越人“习于斗水，便于用舟”。
蛇王庙，位于闽侯县洋里乡后坑村。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清乾隆元年（1737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庙坐北朝南，大殿前加左右配殿，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单檐歇山顶，穿斗式木构架，殿梁上有墨书。保存较好。为考证古代闽越族崇蛇习俗图腾提供实物资料。 连江发掘出一只独木舟，系用樟树树干制成，长7.10米，前宽1.10米，后宽1.50米，残高0.82米，两侧舷板由前向后斜起。据科学研究部门对舟体木材的测定，其上限为公元前290年，下限为公元前100年。此舟造型古朴，加工粗糙，但舟体有明显经过粗笨的金属加工的痕迹，可能就是闽越族人所造的鵃船。
福清东张遗址发现一座青铜时代的先民住房，面积为4.5米×3.5米，建筑在地面上，墙基用石块叠筑，靠面墙有一个用石块围筑的圆形灶坑，灶坑的周围有木炭、兽骨和夹砂陶片、彩陶片等，说明了当时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东越朝问于周”，《周官》记载：“司隶掌帅四翟之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说明当时的闽族人不仅隶属于周朝，而且和中原地区一样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是，古闽族人在体形和生活习俗上，与中原华夏族都存在着差异。他们个子矮小，面短须少，鼻宽眼圆，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善于驾舟行筏，常常沿江捕捞水生动物充饥，而且还有“断发文身”的特征。
无诸建城 闽越兴亡
--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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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越遗迹-冶山古迹 |
古闽人经过商周时期的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在周初即已纳入王朝版图，向周朝朝贡。战国中叶以后，闽人逐渐演变为闽越人。秦汉之际，闽越族人建立闽越国，闽越文化同中原文化交融，经济、文化显著发展，这是福建文明史上的重要一页。
闽越族的形成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分散在江南海边，各踞一偶，有的称王，有的称君，都向楚国朝贡。这时越王族中的一支南奔入闽，他们带来了中原和吴越文化，同原有土著的闽族人结合，这就是“闽越族”的由来，也称“闽越人”。
无诸及冶城 无疆又七传至无诸，无诸自立为闽越王。秦统一六国后，向福建进军，公元前221年，在闽越人活动的区域设置闽中郡，废去闽越王无诸的王位，只封他为君长，将闽越族纳入秦朝统治。闽中郡的范围很大，除福建全境外，还包括浙江的温、台、处三州，江西的铅山，广东的潮、梅等地方。不过，闽中郡地外偏远，山高路险，秦王朝无法直接控制，因而福州实际上仍是闽越族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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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越遗迹-冶山古迹 |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首次农民起义，各地纷纷响应。无诸也率闽越兵北上，跟随诸侯反秦。秦亡之后，项羽掌政令，不封无诸为王。同年，楚汉战争爆发，无诸又率兵协助刘邦打垮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史记·东越列传》）
闽越立国之后，无诸建造了福州历史是最早的城池——冶城。冶城的面积不大，城内的居民主要是王族、官吏和守城士兵。历史上，冶城地望问题长期存有争议。但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和揭示，冶城建于福州城内一说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现在的华林寺和钱塘巷都是冶城的故址。
许多近几年在福州屏山一带出土的汉代文物。如汉代绳纹板瓦、筒瓦、篆有“万岁未央”字样的瓦当、印有龙凤呈祥纹饰的“万岁”瓦当和云纹箭镞瓦当等文物，以及汉代夯土台基、木桩基座等照片，福州屏山省财政厅建筑工地发掘出成规模的汉代文化堆积层这些都是冶城在福州城内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闽越国兴亡 在闽越国短暂的92年（前202——前110年）统治时期，闽越地区经济得以较快地发展，国势日强，但后期与汉廷发生磨擦，导致汉廷派强兵攻打，闽越国最终走向灭亡。
闽越重新立国后，大兴冶炼业，推广铁器具，发展生产，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闽越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当时铁制农具有犁、锄、锸、镢等；铁制工具有斧、锤、凿、锯、环、环首刀、曲形铁条等；兵器有矛、刀、剑、匕首、镞等；并已使用得相当广泛，普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说明闽越国已拥有十分发达的冶铁技术。闽越国还有较为发达的建筑业、纺织业、造船业、制陶业和交通业。同时，闽越国的军事力量也相当强大，其“甲卒不下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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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越遗迹-钱塘巷 |
汉朝统治的确立 无诸逝后，其子郢即位，因试图吞并东瓯和南越等邻近小国，反复与汉廷发生磨擦。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派兵攻打南越，汉武帝震怒，派严助率兵赴闽。但汉军刚到边境，郢的弟弟余善便杀郢降汉。接着，汉廷废掉闽越王封号，改封繇君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余善统治闽越初期，与汉廷相安无事大约2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初始，余善请旨率兵八千，援助汉将杨仆作战，但兵到揭阳时，却以海上风浪为由，滞留不前。汉廷见其反复无常，便认定他与南越密通。在杨仆灭了南越后，命其进军闽越边界驻扎。余善见状，先发制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主动攻击汉军，连克白沙、武林、梅岭三要隘，并击杀汉军三校尉。此时余善以为自己完全可以与汉廷抗衡，便擅自刻制玉玺，自称东越武帝。因此激起汉廷更大震怒，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朱买臣率领大军，兵分四路进攻闽越。此时，余善筑六城以抗击汉军，但因不敌汉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退守王都冶城。汉军水陆并进，攻势更猛，激发闽越内部发生兵变，建成侯敖和繇君居股响应汉军，杀掉余善，并献城归汉。
经过了上述事件之后，汉廷认为闽越屡降屡反，反复无常，遂把大批闽越族人（主要是贵族、官僚和军队）迁往江淮一带，从而彻底结束了闽越长达92年的统治。闽越国灭亡后，躲过强迁江淮浪潮的闽越人，又在闽中重建家园。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汉廷在闽越故地设立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冶县，并将其隶属于会稽郡。至此，汉廷统治势力正式伸入福州，闽越族统治集团进一步汉化，这是封建社会制度在福州确立的标志。东汉建武二年（26年），汉廷在闽中设立边防军，福州成为其指挥机构“侯官都尉”的驻地。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改为侯官县。同时，福建又增加了建安、汉兴、南平、建平等四县。
闽越遗迹 闽越国虽然灭亡了，但在福州留存大量的遗迹和传说，折射着闽越国历史的辉煌，是福州2000多年城市文明的佐证。
欧冶池，位于省财政厅范围内。它是汉冶城的重要标志之一，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铸剑专家欧冶子铸剑的地方。
越王山，就是现在的屏山，是闽越国的发祥地。这里的玩琴石，相传为闽越王鼓琴处。
于山，位于鼓楼区五一广场北面，传说闽越王每年九月初九在此登高，大宴宾客，故又名九仙山，山上有炼丹井。
大庙山，位于台江区福州四中，传说无诸曾在山上筑台接受汉王朝册封为闽越王，后人就在台旁筑庙纪念，故名为“大庙山”。
白马王庙，位于晋安区鼓山西麓。相传闽越王郢的儿子喜欢打猎，在鳝溪曾射死一只危害百姓的巨鳝，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溪畔建了白马王庙。
新店古城，位于福州北郊新店村，在那里发现有汉代的板瓦、筒瓦以及城墙遗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直处于政权分裂和地方割据状态。这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们流离失所，但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政局相对稳定，于是，大批中原百姓南迁来闽。这些移民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北大融合 战国中期以后，中原文化与闽文化的交融渐次密切。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统治势力伸入福建，中原人陆续南来。尤其西晋末年，中原板荡，衣冠士族大批南迁入闽，出现南北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
孙吴进军闽越 为了扩展疆土和巩固后方，汉末崛起于江东的孙吴政权，在占据江苏一带地方后，便向东南方向进军。自公元196年至257年，孙吴前后花了62年时间，五次兴师入闽，才基本确立了对福建的统治。
为了巩固对闽中的统治，孙吴政权于建安八年（203年）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到建安。建安十二年（207年），又分东侯官之地为建安县，将闽中的县份增至五个。吴永安三年（260年），撤销南部都尉，改设建安郡，以文治代替武治。当时的建安郡十分繁荣，已有3,042户，计17,686人。
西晋统一全国后，由于福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便从建安郡析出一部分地方，设立新郡——晋安郡。晋安郡辖八县，即：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郡治设在原丰县（今福州）。此时的福州已成为福建的第一大城市，是北方南迁汉人理想的首居之地。
衣冠南渡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大批士族纷纷逃来南方各地避难。其中一批于永嘉二年（308年）蜂拥入闽，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这是中原地区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八姓”入闽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定居在福州地区，使晋安郡的人口激增一倍以上。
乌石山道士井是当时的林姓居住处，黄巷是当时的黄姓居住处；现在还有他们的一些族谱。
晋安之乱 从西晋到东晋的早、中期，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但是东晋政权代表的是门阀世族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其后期的政治日趋腐败，结果不仅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其与广大劳动人民间的阶级矛盾也更为尖锐。到了东晋末年，即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不堪奴役之苦的广大农民，爆发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大起义。举事农民以五斗米道为掩护，自先在浙江海上发动起义，随即登陆攻占上虞，旬日间响应者达数十万人之多。次年卢循率众攻入晋安（今福州），晋安太守不得不接受其符书并供其调役。在福州一带，卢循坚持了三年时间，终因寡不敌众，转而乘船去番禺（今广州）。卢循余部漂泊于江海间，其中有一些散落于福州地区沿海一带，称为“泉郎”或“游艇子”，以船为家，或兼结庐江畔，但可随时迁徙。“泉郎”对福州地区的海运事业和国际贸易都有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南朝梁、陈时期，豪强割据的很多。其中与闽中有关的有留异、周迪、陈宝应三人。陈宝应为侯官人。其父陈羽乃晋安豪霸，屡屡煽动人们在晋安击杀郡将，而后他又勾结官府进行“剿破”，从中骗取官府信任，进而攫取了一郡兵权。侯景之乱时，晋安太守萧云将政权交与陈羽，羽因年老只能主持郡务，而把兵权交给陈宝应。梁时陈宝应被授为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陈宝应的岳父留异造反，次年败逃晋安，投靠陈宝应。后陈王朝派强兵入闽讨伐，陈宝应全军覆没，逃往莆口（今莆田），被擒获，并押解往建康斩首。从此，结束了南朝梁末以来闽浙赣的割据局面。
晋安郡的建立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西晋在统一全国后，即于太康三年（282年），从建安郡分出一部分地，新置晋安郡。晋安郡的郡治设在原丰县，就是今天的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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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公园 |
严高凿西湖、修子城 晋太康三年，晋安郡设立后，首任郡太守严高，在越王山南麓，修建了面积比冶城大好几倍的子城，以为郡城。在建造子城的同时，严高发动劳动人民，分别开凿了东湖和西湖，以灌溉农田，并防止郡城遭受水灾。东、西两湖分布于子城北面的东、西两翼，周围各二十里。当时的一城两湖，蔚为壮观。现东湖已不存，但西湖成为福州市民喜爱的消闲胜地和外地游客的游览景点。
怀安窑址 两晋时期，福州手工业十分发达，除了建筑、烧灰、砖瓦、金银首饰等行业外，纺织业和陶瓷业更呈空前发展状态。南朝时，福州的锦缎以质量上乘著称于世，而1965年在福州北郊二凤山出土的寿山石猪俑，距今1500多年悠久历史。福州北门外、西门外、长安山、桃花山等地发掘的两晋和南朝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瓷器。其特点是品种多样，造型优美，釉色晶莹，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相当高的制作技术水平，说明当时福州已有规模较大的瓷器制作工场。1962年在洪塘乡怀安村的天山马岭，发现福建迄今最早的有纪年窑址——怀安窑。现存范围约10万多平方米。该窑于1982年进行考古发掘，出土15,000多件遗物，其中窑具约1万件，器物5千多件。瓷器的造型有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高足盘、高足杯、敛口钵、实足深腹碗、托钵、八足砚等。窑具有圆柱形托座、齿形垫座等，粘土制作，表明该窑瓷器使用叠烧工艺，在龙窑中焙烧成品。其烧造的年代从南朝开始至唐代中晚期，持续了360多年。199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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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安窑址 |
造船及海运的发展 福州从汉代起就有海外贸易。孙吴时期，闽江下游的生产、商贸和海上交通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已摆脱西汉时期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吴建衡元年（269年），朝廷在侯官设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同时在沿海的吴航、温麻等地建立许多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营造各种船舶。“弘舸连轴，巨舰接舻”。历史资料表明，此时的福州，已成为吴国的重要造船基地。随着造船业的发展，福州地区的海运事业日趋发达。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前往台湾、菲律宾等地，这是汉族人民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
道教和佛教的传入 先期时期，福建主要是闽族的聚居地。其时，民间信仰原始宗教，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汉以后，由于福建和中原的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三国以后，随着大批汉人的南迁入闽，汉族固有的对山川水火、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和动、植物的崇拜，也同时传入福建。从而，北方的移民也带来了道教活动。三国名医董奉，由于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道人，死后便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两晋南朝时，郑隐、邓伯元、王铉甫、褚伯玉、葛洪等也先后入闽，隐居在名山胜地修炼。
汉时，佛教已从印度传入中国，但直到晋太康年间，才开始传入福建。晋太康（282年），福建第一座佛寺——绍因寺在福州兴建之后，至两晋和南朝时期，又相继兴建了东禅寺、南禅寺、西禅寺、开元寺、法海寺和北郊的芙蓉山寺、九峰寺、瑞峰林阳寺、象山崇福寺，以及闽侯的雪峰崇圣寺、十一都灵塔寺、十四都药王寺等。尽管这一时期的佛教尚未达到鼎盛时期，但资料表明，唐以前福州已有寺庙36座。当时福州的大寺院一般都有大量田产。除了寺院中的僧众外，社会上还有信奉佛教的居士林，其发展的佛教弟子俗称“林友”，为数不少。
